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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26个字母游楚雄】恐龙为何集体面东而亡?万家坝古人为何突然消失?流亡皇帝圆寂武定?魅力楚雄的未解之谜……

发布时间:2019-12-04
作者:抗武阳 点击数:0

神奇的彝州不仅有秀丽风光,迷人之处也在于这些扑朔迷离的故事……

恐龙集体面东而亡

在楚雄禄丰,有一个东西宽约3公里,南北长约10公里的陨石天坑。

这天坑附近正是1995年在禄丰川街发掘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侏罗纪恐龙坟场,范围达到1万平方米,分布着侏罗纪早、中、晚期的恐龙化石及伴生动物群。

时至今日,这个恐龙坟场依然有一些谜团没有解开,最令人惊奇的就是这里出土的恐龙化石,无一例外头部均朝向东方,这不禁令人生疑,它们死前那一刻究竟看到了什么,让它们集体将头望向同一个远方?

人们有众多猜想,但都被一一否决了,直到一个巨大的疑似“陨石坑”在禄丰恐龙谷南面被发现,人们开始将恐龙集体朝向东方与“陨石坑”联系起来,甚至相信,揭开陨石坑的秘密也就解开了恐龙灭绝的密码。

川街陨石坑与禄丰世界恐龙谷景区、昆楚高速公路仅一岭之隔,当时修昆楚高速就因为巨大的陨石坑的阻挡,才使高速路在该段有了一定弯曲,也因为高速公路的施工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恐龙墓地。卫星遥感图上测算,这个“陨石坑”一带正是恐龙化石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恐龙山镇的长田、梨园、川街、大村一带分布了大面积的红色沙石,当地人称其为“羊肝石”(像羊肝一样红),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带有岩浆岩成分的岩石和土壤。

根据科学测算,这个亿万年前形成的“天坑”直径达4000米,周围环形山海拔1700~1800多米,最高峰1865米,环形山内坑的总面积约13平方公里。同时禄丰县在中国出土了第一个完整的恐龙化石,并第一个被命名为恐龙之乡。壮观的“天坑”奇景和丰富的恐龙遗址为禄丰留下了独特而神秘的地质文化遗产。

万家坝铜鼓之谜

1974 年春,楚雄万家坝,春风比往年吹得更加猛烈,似乎不止想吹醒草木。一个农民无意间从自家地里犁出了铜矛、铜片,遂售卖与废旧物资回收门市,引起了市文物部门的注意。次年,由云南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在万家坝的庄稼地上揭开了楚雄人文史的一页。

万家坝古墓群有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如今,在楚雄州博物馆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有殷商时期特色的腰坑竖穴土坑墓,出土戈器所带的殷代装柄孔槽,以及商周青铜器特有的雷纹纹饰和阔刃细胫矛。似乎万家坝的背景不止是单纯的滇派青铜文化交汇点,更是古滇和中原文化的沟通区域,而作为墓葬代表礼器铜鼓,更让万家坝古墓葬增添了神秘色彩。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陆续出土的铜鼓都在证明着这组万家坝铜鼓的“长者”身份。“其实最早出土的几个铜鼓至今仍然谜雾重重。”在今天万家坝台地树立的“铜鼓魂”雕塑,造型为一男子裸身蹲踞,腰挎铜剑,肩扛铜鼓。“虽然表现了万家坝青铜文化,但这个男人没有显著的族群特征。”哀牢山支系延伸到今天的楚雄南面,从这一脉系出土的铜鼓皆为“万家坝型”,起源于此的铜鼓文化特征的显现,往东至滇池石寨山;往北至赫章会理;南至文山麻栗坡,更有说至越南的。然而对这一原始族群认定因活动地域广阔至今仍然无法明确。

而楚雄万家坝族群的神秘还在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又一次意外发掘。

在万家坝东北方的张家屯,农民张荣发在自己承包的农田上挖鱼塘,还未竣工引水,便发现土色异样,深挖后得一青铜矛,再挖,一棺椁徒现。随后经过专家组挖掘和测定,出土文物多与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相似,似乎还有其它族群器具,并且从出土的铜镯和臂甲来看,墓主身份显赫。这一墓葬的发掘,无疑让这一族群的来龙去脉更添神秘,是始祖还是支系?如不是孤立族群为何随后踪迹难觅?

敲响彝人故地人文开端的铜鼓声,回荡至今,却扑朔迷离。

皇帝流亡狮子山

昆曲《千忠戮》作者无考,明末清初作成。其中有唱段曾记录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后,建文帝与大臣陈济化装为僧道,流亡湖广、云南,备受迫害的故事。

《明史》中对当年燕王入京曾记载“城破,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入清以后,云南浪穹(今洱源)文人何星文在康熙六年应武定狮子山僧水谷之请,参与营建建佛阁楼,为建文帝塑像,后又与姚安学者高雪君一起修复了建文在浪穹的遗迹。自此,云南各级方志中不止一部记录了流亡皇帝的遗事,而武定的最多,且留有可考遗迹。

之所以公认建文帝流亡入滇,是因为当时沐英作为明太祖养子镇守云南,而其子沐晟又是与建文帝交好的义兄弟。

削发为僧的建文帝自1402年开始从南京逃亡,并云游南方诸地。到1406年入滇,在今五华寺与沐晟密谈,遂决定将建文隐送武定狮子山。《滇志》中记载的五华寺正殿建文坐过的椅子因此以“狮子座”入志。

而随后侦骑频繁访平西王府可能正是缘由,促使建文路途存险,便先到永昌,一年过后风传郑和入滇,入川后又恐“遥为应援”就返回武定。

建文来到武定,遁迹深山,不敢贸然入住正续禅寺,只能藏身于寺下的草庵,此后便成为龙隐庵。万历云南右参政著《滇略》中有记录此庵遗有“建文禅衣锡杖”。

然而关于这位“逃亡皇帝”遗物的最后记载,便是1919年3月,云南省图书博物馆馆长赵藩曾致函省长公署:“明建文帝御袈裟一袭,于本省历史极有关系。诚恐再历岁月,辗转遗失……”后事如何,未得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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